北京卫戍区作为首都的警卫和守备力量，自1959年成立以来，其编制历经多次变动，从最初设立的正军级逐步扩展为兵团级，经过19年之后再度缩编为正军级。在这段近二十年的历史中，卫戍区经历了六位司令员的更替，其中五位同时担任了大军区的副职，唯有吴忠作为唯一的正兵团职司令员脱颖而出，成为这个重要单位的核心人物。
吴忠是一位从第二野战军成长起来的杰出将领，解放战争结束后，他首先担任了第一机械化师的师长，之后又逐步升任副军长与军长的职务。1968年，吴忠被调任至北京卫戍区，成为该区的第一副司令。那一年的卫戍区进行了重要的军政领导班子调整，温玉成从广州军区被调来，担任副总长兼卫戍区司令。吴忠在这次调整中也获得了晋升，从正军职提拔为副兵团职，意味着他在军中地位的进一步提升。
展开剩余61%到了1970年，温玉成被调至大军区担任副司令，吴忠接替了卫戍区的司令，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岗位。卫戍区在那段特殊的十年中承担了重要的职责，因其直接受到总参谋部和军委的指挥。虽然名义上隶属北京军区，但其在业务上则没有直接的从属关系。因此，吴忠作为正兵团级司令，不仅在职责上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同时也能够列席大军区司令和政委的会议，可见此职位的重要性。
令人思考的是，在吴忠之前的几任司令员中，傅崇碧和温玉成都兼任了军区的副司令职位。而吴忠却没有选择兼任，背后的原因耐人寻味。自1968年“杨余傅事件”发生后，温玉成接任副总长和卫戍区司令，这时候已经不再是北京军区的副司令了。那个时期，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对军区的压力明显，作为始终负责保护中央首长安全的卫戍区，其实并不适宜与军区产生过多交集，而这种意识可能正是从温玉成的任期开始逐步确立的。
有见地的人指出，卫戍区的真正主管部门是总参谋部，因此副总长的任职理应更加自然，这也是吴忠后来得出的分析结论。尽管当初有人推荐他去兼任军区副司令，但吴忠在温玉成离任后为何未能接任副总长兼卫戍区司令呢？或许是因为他在短短两年内从军职迅速晋升至正兵团职，角色变化过于迅猛。吴忠在卫戍区担任司令的七年间，始终保持着一个职位。1977年，卫戍区进行了领导班子的重大调整，历史的特殊时期结束，以往的任务也随之改变。
吴忠在卫戍区任职之后，被调往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。在其他卫戍区的司令通常能够迅速接替其他职务相比，吴忠的调动时间显得较为迟缓，整整晚了七年。刚到广州军区时，中越边境局势紧张，吴忠在1979年对印反击战期间主动请战，要求参加前线作战。然而由于战时特殊情况，上级下达的撤职命令并没有立即被传达，直到1980年1月份命令才正式下达。吴忠在1976年年初的表现曾受到老首长的批评，这也是造成他最终短暂担任两年不到领导岗位的原因之一，直到八十年代末期，吴忠选择了离休，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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